杭州日报讯 在省市区拼经济的热潮下，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带货主播等新业态劳动者队伍日益壮大，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与此同时，一些新问题日益显露，该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导致纠纷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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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近日，运河商务社区新业态劳动争议调解基层工作站、新业态劳动争议调解组织顺丰工作站、石桥（新业态）派出庭先后挂牌成立。一揽子行动背后，是拱墅区全力保障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决心。

小心陷阱 合同是关键

同样是穿着制服的快递骑手，身份也许全然不同。拱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下简称仲裁院）副院长杨燕琪告诉记者，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关系大体签在平台上。“比如劳动关系签在公司本级的京东小哥，就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新业态从业者。”她解释，而基于平台的合作关系相对复杂、松散、混乱，导致了纠纷频发。

对不少年轻的新业态从业者来说，仔细看合同是关键，小心一字之差的“陷阱”。本报在日前一篇聚焦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文章中提及一案例，一名00后主播因没弄清“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一字之差，险失万金。

该群体的合同有多复杂？以快递骑手为例，劳动关系大体分为三类：直接与美团等平台签约，流程相对正规且有保障；以劳务派遣模式外包给第三方公司；与承包片区业务的个体工商户签订协议。劳动纠纷基本以后两种情况为主，许多年轻签约者缺乏经验，并没有意识到签署的劳务合同或协议在合同性质、权利义务、救济途径、风险责任、报酬支付上与劳动合同有明显区别。

“劳动合同受劳动法约束，而劳务合同主要参考民法典。”运河商务社区新业态劳动争议调解基层工作站调解员傅萍说，纠纷发生后，第一步就是厘清双方合约关系。从目前工作站的求助案例看，主要矛盾出自合同与履行义务不匹配。“劳务合同下双方更像合作关系，自由度高、对企业依附小。”傅萍说，“但企业按照劳动合同的标准管理、考核、约束，却没有对应的福利和保障。”

举例来说，运河商务社区有100多家从事直播业务的公司，针对主播岗位通常会选择劳务合同来降低运营成本。“新人主播和公司往往不是合作者关系，而是被考核者，甚至会因为上级的主观判断而被辞退。”傅萍说，一公司以新人主播表现不佳为由想解除劳动关系，从而发生纠纷。拱墅区仲裁院仲裁委结合律师出具的翔实佐证材料，裁定该企业分期支付经济补偿1.8万元。

有苦难言 他们“弱”势在哪？

那合同上的“陷阱”有没有办法避免？“现状是很难完全避免，在有的行业中能明显感受到这种无力感。”中国致公党杭州市委员会法律服务团副团长林忠再给记者举例，要想成为某平台骑手，先要在平台APP上完成注册，登录时的必选项默认“你已同意用户协议”。

在林忠再看来，这款《网约配送员协议》中，就有一些值得商榷的条款。“协议中写明，如果你对条款中有不同意、不理解的地方，唯一选择就是中止注册；而当违约时，条款也写明平台将中止服务却无须提前通知，从法律角度看这很不合理。”他说，“比如骑手在恶劣天气下配送，会增加人身安全风险，但他们很难获得工伤赔付。”

那骑手在送餐途中因天气恶劣、道路湿滑等因素导致的受伤是否属于工伤？“先看合作关系，没有劳动合同很难完成工伤认定，一般是甲方协商赔付部分医药费与误工费。”浙江君策律师事务所律师竹鲁明说，“就算完成了工伤认定，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针对认定同一等级的工伤赔付标准也有很大差距，而且拿着劳务合同的骑手大概率要承担部分责任。”正因为新业态劳动者在劳动规则、报酬支付、被评价监管等环节协商空间有限，平均工时偏长，福利保障相对不足，社会保障参保率低，慢慢成了“弱势”群体。

还有另一种有苦难言。依据去年3月实施的《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规定，网络餐饮经营者应当对配送食品使用封签封口，未封口或者封签损坏的，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我一旦拒送，不仅没有报酬，还会影响之后的接单，封签问题只能交给客户去投诉。”外卖骑手小陈告诉记者，大家都想多挣一点，但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和管理办法撑腰，根本没有拒绝的勇气。

“2+1”试点 打开破局新思路

“物流小哥与网络主播两个群体在新业态劳动者中占比较大，因此我们选择区内颇具代表性的企业和社区，进行基层调解站试点，尽量就地化解，减少诉讼成本。”拱墅区仲裁院院长沈松峰说。

刚挂牌不久的新业态劳动争议调解组织顺丰工作站，就是“企业模式”的试点，以企业人事为调解主体，提高内部沟通和纠纷化解的效率。“618期间不少片区业务量相当大，收派员与上级主管人员之间的矛盾也相应增多。”浙江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人事专员楼林科说，公司内部劳动纠纷调解委员会第一时间联系员工积极处理，在厘清事实后对涉事员工进行一定补偿、并安排合理休假，成功调解多起劳动纠纷。

而运河商务社区新业态劳动争议调解基层工作站则依托商圈拥有400多名执业律师的优势，为楼宇企业提供“家门口”专业的法律调解服务，试点“社区模式”。该工作站实行街道劳动监察大队队员、辖区执业律师双驻点制，后者由辖区企业、杭州市26家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的杭天信律师事务所负责轮值。杭天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谢鹏程说，工作站的介入能直接减少15天的平均排庭时间，切实减轻了劳动者维权成本，极大缩短维权周期。

除上述两个试点外，拱墅更进一步，挂牌成立了拱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石桥（新业态）派出庭。“商务社区和顺丰总部两个工作站处于调解环节，而派出庭直接把审理仲裁的环节下放到了基层。”沈松峰说，目的就是处置前移，尽早化解纠纷，降低劳动者和企业成本，这也成为拱墅区在新业态用工领域劳动纠纷预防与多元化解方面又一全新举措。

林忠再表示，拱墅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最多跑一次”机制，加强各部门协同管理，不论哪个部门收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求助需要时，由最初收到求助信息的部门转交有管理权限的部门限期处理。